在本次论坛第一部分“神经纤维瘤病的临床诊断与治疗：中国实践与经验”中，多位在罕见病诊疗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医学专家，以及来自富有广泛影响力的新媒体平台的“科普大V”和资深科学记者，将进行一对一对话，深入探讨中国罕见病一线诊疗领域的当下与未来。
第一组访谈嘉宾介绍：
周文浩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副院长、教授，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新生儿学组组长，上海罕见病学会副主委
李治中（主持人）
深圳市拾玉儿童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美国杜克大学癌症生物学博士
访谈文字实录：
李治中博士：周文浩院长您好。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向您请教一些罕见病的问题。所以今天特别想向您请教些关于神经纤维瘤病，也包括更泛的一些关于儿童罕见病的建议和思考，能够给更多人一些启发。
咱们先谈谈神经纤维瘤病，很多发病是在儿童或青少年时期，那您的经验看，不管是神经纤维瘤病，还是别的一些罕见病，当它涉及到儿童的时候，会带来一些什么特别的挑战？
周文浩院长：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因为对儿童而言的话，从目前的角度来讲，我们的疾病谱已经发生了非常多的变化。包括出生缺陷，包括罕见病，还有很多由遗传所带来的问题的时候，它逐渐占据了儿童的危重病和疑难病很重要的一个比重，像神经纤维瘤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最早的时候，我们诊断神经纤维瘤往往会根据几个特征：比如说皮肤上看到一些相关的牛奶咖啡斑，或者临床上看到一些癫痫的发作等等各方面的情况。那根据它的临床表型，接下去再去做一些基因相关的诊断，明确它是这样的情况。
当然，像其他的罕见病，像其他的遗传疾病，也是类似的思路。但是等到所有的临床症状都比较完美地出现在医生面前的时候，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病人已经失去了很多的机会，去得到很好的预防和救治，这就是在成人的罕见病和儿童的罕见病，我们所做的工作虽然是同一个对象，但是我们越早发现，我们的罕见病在儿童期，就越有可能去帮助这样的个体能获得更好的生活品质和更好的救治。这是儿童罕见病和成人罕见病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越早发现，越有可能去帮助孩子。
李治中博士：我就想顺着您刚才的这个话题。您刚才提到越早发现越好，那怎么早发现？
周文浩院长：早发现是基于一个非常朴素的想法。大家都知道在新生儿期的时候，会有不少的疾病，会进行新生儿的筛查，比如说像我们非常清楚，原来临床上很常见的苯丙酮尿症（PKU）、像蚕豆病（G6PD），或者其他的一些甲状腺功能低下，这些疾病都是和遗传有密切的相关联系，如果我们也可以通过它的一些代谢的问题，或遗传的分子基因诊断，尽早地明确它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预知它在未来的发展阶段过程中，在婴儿期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器官功能损伤，在什么时间会出现一些特别危及生命的状况。那么在新生儿期诊断清楚后，通过一些有效的干预方法，比如说它的饮食的控制，特殊药物的治疗，还有很多其他注意的健康维持的策略，不同于一般个体的，那对于这样的个体，他有可能会持续终身都得到一个很健康的状况。
李治中博士：您也提到这个新生儿的筛查，我也知道您在牵头一项比较大的新生儿筛查计划，能不能稍微跟我们介绍下，这个计划大概是怎么操作的，以及您设想上，在执行层面有可能会有什么挑战需要大家一起来做？
周文浩院长：好的，非常感谢。因为在现今的技术发展过程中，我们的新生儿筛查从原来的单纯的比如说，表型的异常，或者代谢的异常，慢慢逐渐发展到从它的本质，或者是根因的，基因或分子的筛查。原来最早的时候，比方我们做筛查的时候，一个耳聋的孩子，我们可以做耳声发射，做脑干诱发定位，在比较早的时间发现它。那对于特定的对象，我们可以去做相关的比如说人工耳蜗的植入，这样的话在比较早的时间里面，他就能够得到声音的输入，能够建立一个很好的语言的环境，能够帮助他避免又聋又哑的一个状况。
检验上面的，代谢上面的，就像我们的遗传代谢疾病。这是我们原来传统上的遗传代谢疾病筛查方法，通过质谱可以把将近五六十种的，新生儿最常见的遗传相关的代谢性疾病给发现出来，比如说明显的氨基酸代谢异常，或者其他的一些相关问题。那么我们在饮食的过程中，就可以有效避免过多这样底物的摄入。避免它造成的代谢器官的损伤，和神经系统损伤。
在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表型特征，或多或少，我们都能够比较明确的指向它的遗传的特征性。原来在十几年前，我们对遗传性疾病的认识，可能是通过一代测序，去发现，去诊断它。但是遗传性疾病非常非常多。就目前情况来看，我们可防可治的遗传性疾病不少于100种。如果这种情况，在新生儿早期，通过基因的手段的方法去进行筛查的时候，单靠某个表型特征，单靠某个基因的单个去捕获，可能会遗失掉更多的受惠群体。
所以，在NICU里面，按照目前我们的做法，我们已经完成超过1万例危重新生儿病例的筛查和诊断。可喜的是，我们发现了非常多的，在原来的基础上所不能发现的一些遗传代谢类疾病，或严重的一些跟神经系统发育相关的疾病。通过这样的早期诊断，我们可以给他一个个性化的治疗。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就是惊厥到我们医院来，到新生儿监护病房。那原来的一些常规的治疗方法，可能就是给他抗惊厥的药物，抗癫痫的药物，但效果不好。通过诊断，我们可以发现他原来可能是一个维生素B6依赖的惊厥，如果明确诊断以后那这个孩子的抗惊厥药是完全可以撤下来，会改为我们最熟悉的，比如说水溶性维生素B6，它很简单，很便宜，但又非常有效。
所以我举一个案例，想说明的一点就是，在新生儿里，会有非常多的儿童的罕见病，如果我们早一点通过我们二代测序的方法，去进行筛查，去进行诊断，可以避免在最关键的儿童发展阶段里面的一些治疗手段方法的一个时机的延误。这就是我们在做中国新生儿基因组计划的最重要的动机和目的。
李治中博士：谢谢周文浩院长。再回到这个神经纤维瘤病，这种病其实和很多罕见病一样，目前的技术是无法实现治愈的，更多是一个长期的控制，和减缓它的症状。那对于这样的孩子，或这样的成年人，当他患病以后，后续的这个追踪，当他不在医院场景的时候，对于这类罕见病，从医生的角度，或从医院管理者的角度，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您觉得未来会怎么样利用技术，或怎么努力改善？
周文浩院长：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值得我们去进一步地思考。因为，神经纤维瘤病虽说是一种罕见病，但其实是在罕见病里面的一个常见病。在我们所有的基因的列表诊断里，它是相对比较多的。基于这样的情况，目前在国内、国外，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值得去思考：
第一，在现有的医疗环境条件下，我们的病友互助组织的建立，跟我们通过一些有效手段方法，让病人和医生一起共同参与的病友组织，互相之间，互帮互助，在第一时间能够比较快速地去宣传，去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
第二方面，从医院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认为中国很多的医院里面目前已经开始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常见病的诊断和处理方面，单一化的专业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对于罕见的疑难性疾病，尤其是这种比较常见的罕见病，它的的确确是需要多个学科的专家一起共同参与，形成一个多学科团队。
那么从现在的发展趋势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通过这次新冠疫情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线上，我们的很多知识面的打开，是通过、需要一个非平面媒体的，更多新媒体去帮助我们拉进，病友与病友之间的距离，医生与病人之间的距离，甚至，就把病人的需求，反映到研究者上面去，反映到我们的临床试验的改进中去。所以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打造，尤其是新媒体平台，新技术平台，新信息平台的推动，对未来罕见病、疑难病的干预，或者是整体的优化管理，会有非常大的意义和帮助。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或者是一个前进的方向。
李治中博士：我也特别好奇，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一个患者组织，但是医生来共同参与的。这个我特别想稍微和您多聊两句。您觉得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中，因为患者组织最大的问题是，比如在群里不停地给医生提问题，这件事情，怎么样来做会比较有效，又不占用医生太多的时间？
周文浩院长：临床医生，我们从业者，更大意义上是希望能够解决病人的现实存在的，或者是存在未解决的问题。所以，病友组织这样的一个平台，对医生来讲，是非常直接能够获取第一线的诉求，或者问题的最聚焦点。所有做医生的，应该可以通过这样的组织，去切身感受到我们的服务对象，他真正的需求，他的情怀，或者他的最大忧虑的点。
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一个病人去看的时候，我们得到更多的是非常简单的症状上，表征上的一个理解。但是通过一个病友组织，能够有很好的一个融合的话，我们更多意义上，就像我们经常所希望能够做的，常常去治愈，常常去安抚，常常去帮助，达到这样一个最完美的情景，这是我们大家都要去追求的，尤其是对于年轻的医生来讲，尤其值得重视。
李治中博士：下一个，我问一个我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对于罕见病，有100多种可能是可治可防可控的，但真正的罕见病的种类可能是上千种，随着基因检测的提高和知识水平的提高，未来有上万种都说不定。那么，它如此的多样化，去的科室又是千差万别，这件事情您觉得应该怎么来解决？
周文浩院长：从罕见病的角度来讲，其实你让一个普通的医生或者一个专科医生要完全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是不可能的，真的也是不现实的。但是对于每一个医生来讲，去了解他从业范畴里的一些频度相对比较常见的罕见疾病，我觉得这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也是未来我们专业领域发展必备的知识技能，是这样的情况。
李治中博士：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说的是，您站在一个研究者和医院管理者的角度，我们的患者和医院怎么样能够帮助药厂加速药物的开发，降低他们的成本，或者让更多的患者能够用得上这样的药物，最后达到一个多方共赢的局面？
周文浩院长：这是一个大家要共同努力的方向。原来药物的研发是基于有限的对象的使用，有限的药物的研发，随着诊断技术不断的提高，针对某一些特征性的疾病的改变的话，是不是一定要做大规模的临床试验，是不是在一个小型的实验室通过一个大规模的知识库的药物筛选，一个体外相关的实验验证，对于某一个体能够实施一些相对比较个性化的治疗，也许是罕见病里面的罕见病，很重要的发展方向。
第二呢，常见的罕见疾病，我认为我们应该倾注更多的力量，去帮助这样的个体，因为这样个体总数加起来是非常大的，也是未来公共健康里面，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必须要去解决。所以从医疗机构里面，我们应该把所有能获得的相关支持界面，包括正常人，包括一些异常的发现，去跟药厂进行一个产学研的，针对目标导向非常明确的合作。我觉得这是未来可期待的，它的成本一定会降下来。而且做临床试验的手段方法也不太一样，国家政策也在不断地调整，对这样的罕见疾病，希望尽量降低药厂方面的负担和成本，通过药厂、通过医疗机构的无缝连接，通过一些快速的对病人的治疗效果的观测，对于降低投入成本，降低我们的病人消耗，会有更大的帮助。这一块应该是我们要重点去发展的方向。现在很多包括酶替代治疗，包括其他一些新药治疗，其实已经看到非常好的曙光了。
